【视频】岭南文史绝密要道历烽火 红色血脉亘昔今

　　乌桥岛上，梅溪河畔，潮汕铁路总务处车务处旧址公园雏形初现。沿着铺满石子的铁轨往前走，立于“汕头站”指示牌旁，仿若能听到20世纪30年代火车驶进站台时的阵阵呼啸。

　　这座公园，是广东近年来对中央红色交通线（南方线）深入调查研究以及活化利用的新成果。

　　这一系统工程不仅首次摸清了中央红色交通线（南方线粤东段）的真实地理空间走向，精准还原了交通线“最艰难的百余里”，还让人们对交通线的认识从粗线条的箭头指向转变为点与点之间的秘密交通网络，为南粤大地红色资源的活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1年4月至1934年10月，这条重要的“生命线”在中央机关与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之间双向传输了大量情报与急需物资，先后护送周恩来、、、陈云等多名重要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随着中央红色交通线（南方线）线路图的完善和史料的挖掘，许多尘封已久的历史记忆被打开，一段隐秘而又波澜壮阔的红色岁月徐徐展开。

　　今年4月，以中央红色交通线汕头交通站为背景的电影《暴风》上映，讲述了交通站成立以来惊心动魄的地下工作。

　　《暴风》取材于线年代，正值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加强党中央与各苏区的沟通联系，打破敌人的反革命“围剿”和经济封锁，中央交通局开辟了长江线、北方线、南方线三条最主要的秘密交通线。其中南方线从上海出发，经香港、汕头、大埔进入闽西永定、上杭、长汀，最后到达“红色首都”江西瑞金。

　　整条南方线中，广东汕头起着重要的交通枢纽作用。1930年底，中央交通局副局长陈刚来到汕头镇邦街7号，以中法西药行分号为掩护，建立交通局直属交通站。1931年，为防止意外，中央交通局又派陈彭年、顾玉良、罗贵昆等人在汕头海平路98号以华富电料行为掩护，建立备用交通站。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以后，中法药房不再使用，正式启用华富电料行作为交通站。该交通站所属的南方线多公里，是唯一始终未被破坏的交通线，史学界称之为“中央红色交通线”。

　　如此重要的交通站，为何设在汕头？据中央红色交通站旧址（汕头站）陈列馆原馆长张如强分析，当时的汕头是粤东、闽西南、赣东南的交通枢纽、进出港口和商品集散地，南洋华侨和客商往来频繁，党内经乔装打扮不易被发现，建立交通站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此外，潮汕也有着良好的革命基础。

　　1933年1月，加剧，中央已无法立足于上海，决定启动汕头中站华富电料行执行转移的重要任务。到1934年10月，华富电料行完成转移临时中央政治局、上海党中央、党中央直属机关等中央机构组织人员的任务，先后护送、周恩来、和陈云等200多名领导干部，保证了党中央组织的安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

　　如今，华富电料行交通站旧址所在建筑已建成中央红色交通站旧址（汕头站）陈列馆，全面展示了中央红色交通线（南方线）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让观众感受交通线上无名英雄们“刀尖上行走”那段隐秘而伟大的历史。

　　汕头不仅水系发达，还在20世纪初就修建了中国第一条由侨商私办的铁路——潮汕铁路。这条铁路于1904年动工修建，1906年11月建成通车，至1939年遭日军飞机轰炸而毁坏，存在的时间仅有33年。

　　大革命失败后，笼罩全国，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其时，潮汕铁路作为红色交通线的重要一环，不断向中央苏区输送食盐、布匹、药品、电器、印刷及军械等物资，同时担负着把中央苏区在斗争中缴获的黄金、白银、现钞交给党中央的任务，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历史的尘烟散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潮汕铁路总务处车务处旧址所在的火车路18号建筑隐身于茂盛的榕树林中，拱形窗框和木质百叶窗残破不堪，墙壁上钉着“危房请勿靠近”字样，只有建筑物上方的波浪状牌坊印证着年代的久远。

　　直到2019年4月，全国政协委员、时任广东省副省长许瑞生在汕头参观小公园时，偶然看到这栋建筑的一角，老楼方又走入今人的视野。后经比对，确认此处为潮汕铁路总务处车务处旧址。

　　今年7月下旬，记者到此看到，小楼已修缮一新，主体建筑从一座不起眼的危房蝶变为新的市民打卡点，背后的红色主题公园也初步完成空间设计与布景。这个红色交通线的遗址点从被发现到成功活化利用，只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

　　高效背后是对潮汕铁路历史意义的珍视。这条不到50公里的铁路，是中央红色交通线（南方线粤东段）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交通线水路与陆路的转接站。当时，它是汕头往返潮州最便捷的交通载体，经海上轮船运至汕头埠的货物可直接装上火车，一直开往韩江边的意溪直接装船，沿着韩江逆流而上，分运至梅州、江西各地。

　　潮汕铁路也是护送领导干部转移的重要节点。“周恩来和肖桂昌在棉安街旅店住了一天，第二天，坐潮汕火车到潮安。”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汕头市委党史研究室合编的《红色交通线》如是记载。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黄峥编著的《传》，也曾途经这里——他从上海出发，先乘船到广东汕头，同地下交通员接上头，然后由交通员带领，从汕头坐火车到潮安，再从潮安换乘小轮船，溯韩江而上至大埔县。

　　众多革命先辈经潮汕铁路抵达潮州，再由水路至粤闽交界的梅州大埔县。当时，大埔县处于“红白交界”地区，地理位置险要，是中央红色交通线进入苏区“最后一百里”线路上重要的交通中转区域。大埔交通站也被誉为“虎口咽喉”，是水运转山地的一条必经之路。

　　“铁路和水路路线相对简明，进入大埔青溪镇后基本就靠徒步。徒步的具体路线是怎样的，中间有哪些关键节点，都是难题。”广东省政协常委、省“三师”专业志愿者、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曹劲介绍，为了详细调查中央红色交通线在大埔县境内的具体地理走向，2021年4月，广东成立了专门的调研团队。

　　在省自然资源厅指导下，来自省核工业地质局二九二大队、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大批“三师”专业志愿者走遍大埔县青溪、茶阳镇内各条山路小道，最终还原了一条主线和多条支线，初步确定交通线在大埔茶阳—省界伯公凹的具体地理走向和重要节点。

　　此次调研共发现与中央红色交通线有关的站点九处、交通员故居三处、码头及沙坝九处，复原了茶阳—永定—伯公凹段路线和羊子岗古道、青溪官路路线，更拓展了茶阳—永定的多条支线，打破了以往茶阳—青溪—多宝坑—铁坑—伯公凹的惯常单一走法。

　　“每条支线所负责的任务各不相同。”原青溪村文化站站长、青溪革命故事专辑主编余新华多年来致力于收集中央红色交通线的相关史料。据他介绍，当时船到大埔以后，交通员到茶阳接人，暗号是戴草帽、唱山歌等。“大多数领导干部走的应该是水路，坐船便于掩护，船员都是地下交通员，还有武装班，便于护送。”余新华说。

　　调研也还原了护送周恩来、李德进入中央苏区的接应路线月遵照党中央指示和安排，从上海转移至瑞金。对于他在大埔的接应点“酒子口”，项目组并未找到对应实地，据“安全性+便捷性=合理性”的分析思路，在走访的同时继续查证史料，最终寻找到了真正的接应点“狮子口”。

　　而在确认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行动轨迹时，项目组聚焦史料记载的“田埂、屋角、篱笆”等环境元素，经多方对比，还原了李德穿水田经沙岗头上山的行进路线。

　　青溪永丰店余良晋、棣萼楼李阿应、同天饭店孙世阶、多宝坑小站邹日祥、赤卫队队长余君开、接头户范增珍……造就隐秘“生命线”的，正是这些隐姓埋名、默默战斗的地下交通员们。

　　由于党的隐蔽战线工作的高度机密和特殊性，有关文件和史料大多未能公开，红色交通线的历史长期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正是经过上述大规模的深度调研，交通线上诸多无名英雄的故事才逐渐揭开。

　　“孙世阶故居能够说是调研的新发现，故居被发现时的状态比较破败。另外，我们还发现交通员江如良的故居，也只剩半座小房子，被一片田围着。”省“三师”专业志愿者牛丞禹和记者说，好在如今已展开中央红色交通线（南方线粤东段）中的大埔茶阳—省界伯公凹段规划设计工作，孙世阶、江如良以及丘延林等交通员的故居和沙岗头、调和桥、青溪小学、省界伯公凹、多宝坑小站等相关节点都将得到修缮。

　　同时，规划工作提出了针对不同人群的体验游、专题游、深度游线路方案，策划了交通线上青溪官路、调和桥—花窗古驿道本体修复和沿线连接线建设。

　　近年来，广东格外的重视红色资源的挖掘保护和宣传利用工作，在做好保护、挖掘的前提下推进活态传承和开发利用，不断擦亮“苏维埃血脉”红色品牌。以弘扬红色革命文化的形式来推动苏区乡村振兴、全域旅游，为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和城乡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养分和不竭的精神动力。

　　为了将红色交通线打造成广东红色革命教育新载体，今年5月-6月，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许瑞生率省政协考察团赴粤东地区，开展“山乡新巨变·重走中央红色交通线（广东段）”专题考察，逐步推动这条红色交通线的保护修复和活化利用工作。

　　在牛丞禹看来，红色资源的活化利用也离不开媒体的关注。早在2021年，羊城晚报就在与省政协合办的“岭南文史”专栏中推出报道《绝密汕头站潜作枢纽红色交通线接通天地》，翔实介绍了交通线年，羊城晚报又推出《Vlog打卡中央红色交通线年，羊城晚报再次跟进报道了中央红色交通线（南方线）调研所取得的新进展与新成果。

　　中央红色交通线承载的厚重历史、血色征程，值得一再追寻。评价这条秘密交通线时曾说：“交通线就像我们身上的血脉。”这条血脉不能断也不会断，流淌在交通线上的革命精神，长久滋养着这片红色热土。

　　牛丞禹（广东省“三师”专业志愿者、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生态景观设计中心主任）

　　羊城晚报：自2021年开展的中央红色交通线（南方线粤东段）线路寻访调查工作，相较于以往对中央红色交通线进行的调查研究有什么不同之处？

　　牛丞禹：这次调研最大的特色一个是多方合作，既包括了政府与研究单位、村民百姓之间的合作，也包括了不同专业和技术领域的合作。这就进一步丰富充实了调研内容，也开拓了更多视野和角度。

　　另一个就是把这条线路真正落实到具体的空间上。此前，搜索红色交通线的地图，看到的一定是一个大箭头从一个点指到另一个点的图，它是一条平滑的线。相信经过这次调研，我们再去看红色交通线，就会由点到面，扩展为一个真正的秘密交通网络。

　　羊城晚报：为何中央红色交通线（南方线）会成为唯一没有被破坏的红色交通线？

　　牛丞禹：首先，在交通线的顶层设计上，线路启用与否有一定取舍。一些线路未来的意义可能不大，或消耗的时间精力太多，就会考虑放弃，重点经营有效站点和线路。这也是中央红色交通线（南方线）能够坚持到最后的重要前提。

　　其次，从站点所处环境而言，当时粤东地区人口密集、华洋交错，商贸货物往来频繁，便于人员的来往和物品的隐藏。尤其是粤东地形地貌复杂，有水路、有山路，可选择的路线较多，而且多为低矮丘陵，并非难以翻越，方便通行的同时还能保证安全。

　　此外，这条红色交通线运营的保密制度非常完善，且严格执行。当时在建立交通线时，周总理亲自起草了一份方案。在选定交通员时，包括其家属都会经过严密调查，确保没问题。而且，很多交通员都是家族式的，一人执行任务，亲人皆提供掩护，确保交通线能够安全平稳地运行。

　　羊城晚报：近年来，广东对中央红色交通线（南方线）的活化利用有哪些经验可以总结？

　　牛丞禹：2016年，广东省启动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随着工作深入推动，我们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发掘和利用经验，为全国线性文化保护利用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广东方案。

　　在宣传手段上，可以将红色资源与数字科技相融合，用文化创意构建起新的红色旅游发展平台，突破传统红色景点的静态局限性，强化其体验互动功能，将中央红色交通线相关场景不断内容化、形象化、趣味化，增强年轻受众群体的体验感和获得感。

　　在发展定位上，可通过红色资源带动县域经济和乡村文旅发展。结合当下实施的“百县千镇万村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工程”，找准发力点。中央红色交通线沿线分布的一些村庄，不仅有红色资源，还有着丰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比如大埔的客家文化。可以用红色文化助力乡村文化体系建设，赋能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同时，可以依托现代的公路交通或古驿道，延伸中央红色交通线的辐射范围。这样一来，就不仅是一条线的发展，还是整个区域的联动发展，让沿线老百姓重温昔日峥嵘，让这条历史的大路，延伸至百姓如今的新路、广东未来的出路。

　　香港是中央红色交通线上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节点，交通线上往来的人员与物资经常选择在香港中转以等候时机。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广东省委迁到香港，南方局的总交通站也设在香港，香港的地理位置与决策力都十分紧要。

　　当时进出香港，华人与在大陆一样，无需办理护照即可自由通行，这是红色交通线选择在香港中转的重要前提之一。在香港拥有入口执照，即可无检验进入香港港口，这与当时中央苏区在香港大量采购无线电零配件的行动也具有一定关联。

　　同时，香港中西杂处，服饰文化复杂丰富，为上海来到香港的提供了天然的掩护。

　　香港大站站长李少石与妻子廖梦醒两位为香港交通站的建立与运营维护做出了重要贡献。建立交通站需要当地人，李少石就出生于香港，而廖梦醒是何香凝的女儿，几代在香港土生土长，两人都有着在香港活动的便利条件。

　　香港大站是李少石与廖梦醒夫妇一手建立，曾接送过、蔡畅等多位领导人，传递过诸多秘密情报。1933年3月，廖梦醒之弟、领导人被逮捕，经过何香凝与柳亚子的努力营救而获释。同年8月，廖梦醒经红色交通线传递中央的意图，促成了后来离开上海赴川陕根据地的行程。

　　李少石与廖梦醒二人都很有优裕的家庭条件，为信仰舍弃了富足平静的生活，为党的秘密事业秘密奔走。

　　中央红色交通线将香港与线上的其他城市牢牢串在一起。即使是在1934年红军长征后，留在大埔中站的与留守苏区的领导也从始至终保持着联系。

　　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交通员们再一次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央南方局指挥下，成功营救数百名香港进步文化人士，包括何香凝、许幸之、马思聪等，他们为新中国成立后文化血脉的延续作出了重大贡献。